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是系统研究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学科。用人文经济学观照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彰显其内生独特性、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
一、彰显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独特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1979年至2023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的平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居世界首位。以往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主要聚焦于资源禀赋结构、技术后发优势、制度变迁、体制机制优势等，较少论及文化因素。人文经济学将文化视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和系统性因素，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不能脱离中国制度环境，也不能脱离中国的人文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中国独特的文明和历史文化传统系统性地塑造和型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传统思想，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为贵”、“稳中求进”等理念有助于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人文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和持久的，文化不仅能够塑造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偏好，还能够影响制度变革和运行。人文经济学从文明和文化的高度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独特性。
二、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以物为本的经济学，始终关注物的配置效率和增长，人的感知、情绪、价值感、道德感、洞察力、创造力等都被视为非理性因素，人仅仅是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由于坚持以资本为中心，资本主义内部的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严重，从而产生动荡和内生的不稳定性。
人文经济学将人视为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人的发展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万物之中，以人为贵”，“理天下者，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因此，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中，人不能被降格和物化为资源或生产要素，而是要在各个环节中凸显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到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在生产环节，劳动者不能仅仅被视为可以被机器或资本替代的生产要素，而应该被视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生产环节中居于首要位置。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因此，生产环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潜能，既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劳动者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劳动中成就梦想。坚持以人为本的生产理念，就不用担心人工智能会替代劳动者，劳动者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促使自身素质的提升，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分配环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分配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这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交换环节，个人的诚信能够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这对于涉及多主体、委托代理链条较长的交易关系极其重要。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守诚信是中华文明重要精神特质，也是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和推崇的道德思想。在交换环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各类经营主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诚信守法经营，坚守正确义利观，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强社会合作。
在消费环节，消费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多层次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因此，我们的消费文化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通过建立“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机制来引领消费升级，在提升传统消费水平的同时壮大改善型消费，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增加服务消费供给，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民生问题。
三、彰显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秉承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范式，个体的理性决策模式不会受到文化的影响，缺乏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学理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阐释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文化发展水平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又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人文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并进一步彰显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
在微观领域，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具体表现为，文化会系统性塑造个体的偏好特征，进而影响其消费、投资和创新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产生的经济绩效又会反过来影响该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形成协同共生的关系。如果由该文化塑造下的偏好特征所呈现的经济行为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偏好会得到更多的学习和采用，塑造该偏好的文化也会得到更多的传播和扩散；反之，拥有这种偏好的人数可能会减少，该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也会下降。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塑造了个体的社会性偏好和利他行为，能够增强社会合作，有利于提高群体收益，促使该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竞争中更具有竞争力。拥有社会性偏好的个体也会因具有更强合作精神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得到更多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声誉，这又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义利观在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传播与扩散。
在产业领域，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在文旅产业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准确生动地描述了文化与经济在产业层面的协同性。以文塑旅是指文化对旅游产业内涵和品质的塑造与提升，将文化因素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进而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旅游体验、增强旅游获得感。以旅彰文是指通过旅游活动来传播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认同、彰显文化自信。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4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41510 亿元，同比增长6%。文旅产业成为提振居民服务消费的重要领域，各地都在积极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在宏观领域，文化与经济的协同性表现为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共生共荣。文化主要通过以下三个维度来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需求侧维度，通过扩大文化消费、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等扩大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二是供给侧维度，通过提升劳动者主体地位和素质，弘扬劳模精神、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鼓励创新，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培育“文化+科技”的新质生产力，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三是制度维度，通过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经营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提升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公司治理水平，以文化赋能制度建设，系统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增长。同样，经济增长使政府有更多的财力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改善和更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制定和实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黄凯南，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